在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5万亿元）的Anthropic，联合创始人兼CEO Dario Amodei（达里奥·阿莫迪，下文简称达里奥）并没有像传统科技巨头掌门人那样，亲自管理庞大的高管团队。相反，他只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直接下属，就是他的幕僚长Avital Balwit。至于公司的执行团队，包括财务、商业化、日常运营等关键职能，则主要向另一位核心人物、Anthropic 联合创始人兼总裁Daniela Amodei（丹妮拉·阿莫迪，下文简称丹妮拉），也就是达里奥的妹妹汇报。这意味着，在Anthropic内部，达里奥更像是公司方向、技术判断和文化价值观的最终定义者，丹妮拉则是让这台机器高速运转的运营中枢。当下的科技行业，越来越多CEO正在削减管理层级，扩大直接管理幅度。OpenAI CEO Sam Altman（萨姆·奥尔特曼）大约有六个直接下属，英伟达CEO黄仁勋更是以极端扁平化著称，但也有多达60人直接向他汇报。但达里奥走向了一个极端。一个接近万亿美元估值、站在全球AI竞赛中心的公司，它的CEO竟然几乎不直接管人。Dario Amodei, Anthropic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这不像一家高速扩张的科技公司，更像一个精密设计过的研究机构。达里奥 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最稀缺的大脑，被有意识地从日常运营中隔离出来。不得不说，达里奥另辟蹊径的管理哲学，藏着Anthropic对AI公司组织形态的一次重新定义。
“这感觉太自由了，”达里奥在彭博社的The Circuit节目中说，“它让我能比以前更轻松地完成所有事情。”作为Anthropic的CEO，达里奥不直接管理庞大的高管团队，不陷入每日运营会议，不亲自协调每一条业务线，也不把自己的日程塞满一对一汇报。这就是，Anthropic独特的管理架构，即达里奥将这一权力全部交给了他的妹妹、公司总裁丹妮拉，达里奥自己则是专注于宏观层面的对话和研究方向。
达里奥不是典型的硅谷CEO，更像一个被迫站到商业世界中心的科学家型创始人。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职业生涯的早期也是在实验室担任研究员。由于与公司领导层在发展方向上产生分歧，他于2021年离开OpenAI，并与团队共同创立Anthropic。在此之前，他还曾担任Google的高级研究科学家。可以看出，他并不擅长公司运营、组织流程，反而更擅长判断技术曲线，理解模型能力，思考AI对人类社会的长期影响。“很多时候，这其实是聚焦细节与俯瞰全局之间的区别。如果你明天有无数具体事务需要处理，那么就很难真正关注战略层面的问题。因此，把这两类事务分开往往是有意义的，这样才能把两件事都做好。”达里奥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道。相比之下，丹妮拉在处理组织与管理事务方面经验更丰富。
图源公众号：经纬创投
Anthropic 联合创始人兼总裁 Daniela Amodei
她曾是Stripe早期员工，后来在OpenAI负责安全和政策团队。相比达里奥，她更熟悉创业公司从小团队走向大组织时，人在系统里如何协作，文化如何被维护，政策和安全边界如何落到执行层面。所以，兄妹两人的性格和背景高度互补。达里奥擅长数学和宏大构思，而丹妮拉是“执行者 (Operator)”，负责将达里奥那些“盘旋在宇宙中的想法”转化为实际行动。而Anthropic这套运营结构，也是前沿AI实验室在商业化加速阶段做出的组织选择。让最懂技术趋势和安全边界的人，尽可能少被行政事务消耗。让最懂组织和运营的人，接住公司扩张中的复杂性。
在一般公司里，这种结构可能显得奇怪。但在Anthropic身上，它又有某种合理性。因为这家公司从成立第一天起，就不是一家普通商业公司。它由一批从OpenAI 离开的研究人员在2021年创立，起点就是对AI安全、公司治理和价值观分歧的回应。达里奥和丹妮拉不只是要做出更强的模型，还要证明一件事：一家前沿AI公司能不能在商业竞争、技术军备和公共责任之间，走出一条不同的路。这就决定了Anthropic的CEO，不能只是一个运营型CEO。他还必须是公司的首席思想官、首席文化守门人和首席外部叙事者。在彭博这篇报道中，最值得反复咀嚼的一句话，来自哈佛商学院教授Raffaella Sadun：“管理者的时间，是公司最稀缺的资源。”这句话放在普通公司里，是管理学常识。但放在Anthropic这样的AI公司里，它几乎变成了一条战略原则。
因为在前沿AI实验室，CEO的时间是一种极其稀缺的判断力。对于达里奥来说，他面对的是一系列更抽象、更难标准化、更高风险的问题。比如模型能力要推进到什么程度？安全边界应该设在哪里？AI是否会改变就业结构？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答案，也很难交给中层流程处理，它们需要创始人长期保持一种“高处看局”的能力。这就是达里奥所说的“放大与缩小”原则。所以，丹妮拉负责接住日常运营系统，达里奥则专注于宏观层面的对话和研究方向。人工智能的热潮，让很多人对人类的未来忧心忡忡。70%的美国人认为人工智能会造成大规模失业，近三分之一的人担心自己会丢掉工作。
达里奥不止一次在采访或者文章中表明：“未来很可能出现一种特殊局面。国内生产总值高速增长，但失业率、就业不足率居高不下，低收入岗位增多，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他类似的观点一直被外界认为是过度传递AI焦虑。The Circuit节目中，达里奥也强调了一点：“社交媒体只会截取我一年前的只言片语、断章取义。我针对风险的分析严谨且全面，可外界却将其歪曲成‘恶意营销’。这本身就是硅谷社交舆论环境催生的乱象。我的初衷从来不是宣扬‘末日将至’，而是提醒所有人正视潜在风险，携手积极应对。”
达里奥还补充道：“我在历次采访和报告中，都详细列举了应对风险的方案，涵盖税收政策、宏观经济调控、新兴岗位培育等多个领域，还曾用整整五页内容区分了任务与岗位，解释了为何本轮技术变革和以往所有技术革命都不同。”这也是达里奥很特别的地方。很多硅谷CEO习惯讲机会、效率和增长，达里奥却不断提醒人们，AI的问题不能只从商业化角度理解，它也会改变社会分配、劳动结构和公共治理。当然，随着公司快速发展，达里奥大约一半时间花在公司内部，和员工谈 Anthropic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应该如何运作。当一家AI公司估值逼近万亿美元，商业化不断加速，大量来自Google、Meta、OpenAI等大厂的人才涌入，公司最容易发生的事情，就是被外来文化重新塑形。达里奥很清楚，如果不主动告诉新人Anthropic如何运转，他们就会自然复制自己过去熟悉的那套大厂逻辑。所以，他必须反复解释Anthropic的价值观，强调公司为什么安全重要，为什么不能只追求速度，为什么模型能力越强，公司越需要克制。在The Circuit节目中，达里奥还提到一个细节：他每两周都会站到全公司面前，花一个小时讲自己正在思考什么，行业发生了什么，外部世界正在发生什么。这个过程几乎是不加过滤的。这场沟通几乎是“完全不设限”的。对达里奥来说，这种坦诚沟通不只是信息传递，更是一种组织校准。
在一个高速扩张、外部争议不断的AI公司里，员工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创始人到底在想什么。如果创始人的真实判断只停留在小圈子里，组织很快就会被猜测、噪音和部门目标切碎。所以，达里奥选择把自己的思考摊开来讲，本质上是在降低组织内部的信息差。这种分享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也可以让公司的员工保持步调一致。达里奥说，当他感觉有3000名员工和自己站在一起时，这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放大器。一个人的判断力有限，但当这种判断被组织充分理解之后，它就会变成集体行动能力。它既要和OpenAI、Google、Meta、xAI竞争模型能力，又要面对监管、就业冲击、军事合作、AI安全等复杂问题。公司越大，外界对它的审视越强，内部越需要形成一致且连贯的立场。所以，这套仍然没有被商业化完全稀释的安全文化，已经成为了Anthropic 真正稀缺的资源。达里奥所谓的“不管运营”，其实是把管理从具体事务上移到了更高层，来掌控 Anthropic的方向感、风险感和价值观一致性。丹妮拉负责让公司跑起来，达里奥负责不断提醒公司为什么要这样跑、不能跑偏到哪里去。
这才是Anthropic这套组织结构最为特别的地方。它保护公司最稀缺的战略判断力，并把这种判断力转化成整个组织的共同语言。达里奥这种管理方式，让Anthropic在高速扩张中，还能保留一点研究型公司的气质，实属难得。其实，很多科技公司都会经历相似的命运。早期靠创始人和核心团队驱动，组织里有技术信念，有产品直觉，也有一点理想主义。公司变大之后，财务目标、流程控制、部门利益和资本市场节奏开始进入中心。慢慢地，公司还叫原来的名字，气质已经变了。它已经从曾经的安全派实验室，成长为全球最重要的AI公司之一，估值接近万亿美元，收入快速增长，企业客户持续增加，还要和OpenAI、Google、xAI、Meta正面竞争。一家公司走到这个体量，很难不被商业化推着走。而这套模式最突出的价值就是，给Anthropic 带来了罕见的稳定性。今天的AI行业，人才流动极快。联合创始人分裂，核心研究员跳槽，高管频繁更替，都不稀奇。但在Anthropic，当年一起创立公司的七位联合创始人，至今全部留在公司。它说明Anthropic的早期核心层，仍然保持着很强的凝聚力。达里奥和丹妮拉也把这一点视为公司文化稳定的证明。在前沿AI公司里，创始团队持续留任，本身就是一种治理优势。
因为AI公司的竞争，拼的不只是模型、客户和融资，更深处拼的是判断力。当创始团队还在，公司面对技术路线、商业化压力、安全争议和政策风险时，就更容易保持长期一致性。尤其像Anthropic这样带有强烈价值观色彩的公司，核心团队如果频繁分裂，外界很快会怀疑它的安全使命还能坚持多久。但这个模式并不是十全十美，也存在一定隐忧。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丹妮拉的单点压力太大。在Anthropic这套结构里，日常运营、高管管理、组织协调和董事会沟通，都高度依赖丹妮拉，她是公司运转的关键支点。可一家公司估值接近万亿美元之后，资本市场会追问更现实的问题。如果丹妮拉离开，如果她精力不够，如果某个关键阶段出现判断失误，Anthropic有没有足够清晰的替代机制。还有一个现实问题，达里奥虽然会定期与公司员工对话，但他距离一线管理还是太远。如果某位高级管理人员出现重大危机需要立即降职或解雇，层层反馈可能会延误危机公关的黄金时间。这就是CEO 离得一线管理太远的弊病。等到以后需要他执行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找不到手感。更长期的考验，则是Anthropic 能不能抵抗大公司化。这是所有使命驱动型科技公司都会遭遇的考验。Google曾经有“Don’t be evil（拒绝邪恶的事物）”。OpenAI曾经强调非营利和科技普惠，很多公司在早期都有理想主义叙事，但当它们变得足够大，叙事往往会被现实重写。随着Anthropic准备在2026年底至2027年冲刺IPO，机构投资者和董事会可能会对这种略显特立独行、甚至带有一些家庭作坊色彩的治理结构施加压力，迫使其走向更传统的公司治理模式。达里奥可以用大量时间谈文化，丹妮拉可以努力维护组织秩序，七位联合创始人也可以继续留在公司。但当客户越来越大，收入越来越重要，资本开支越来越高，商业收入越来越成为模型训练的燃料，Anthropic迟早要面对那个最难的问题。Anthropic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似乎更早意识到了这个危险。达里奥只有一个直接下属，看上去像一个管理奇闻。往深处看，这更像是一种组织防御，它防御的是Anthropic在高速扩张中失去自己。
所以，大家的关注重点不要放在达里奥到底管了几个人，每周做了几次演讲。值得大家探索和思考的地方是，当一家AI公司同时具有商业公司、研究机构、基础设施公司和公共安全机构的属性时，CEO最应该把时间花在哪里？达里奥的答案很清楚，日常运营交给值得信任的人，自己留下来判断方向，守住文化，解释未来。这套模式未必适合所有公司，也未必能一直成立，但它提醒了今天所有AI公司一件事。在技术爆炸、资本狂热和组织膨胀同时发生的时候，创业公司真正稀缺的能力什么？创始人要通过什么手段让自己始终保有清醒的判断力？（转载自笔记侠）
扫码下载app 最新资讯实时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