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写于奥运期间，和奥运没什么关系，所以拖到现在发表。奥运已经过去，我将继续写作，把我的笔触，更多投向普通人的命运）。
夜里一点，我到小区的院子里睡前散步，好让自己松弛下来。院子是一个巨大的花园。中间是一个儿童乐园，四周有草地，树木，以及供人休息的椅子。空气是难得的清新，月亮又是这么皎洁，深蓝的天上居然飘着朵朵白云。我感到舒服极了。不像是在北京。
我选择一个椅子坐下，正想躺下，隔壁椅子一个人影把我吓了一跳，仔细一看，是一位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大婶在那里休息。毫无疑问，她是一位打工者，但是深更半夜，她一个人坐在这里干什么？
我主动和她搭话。原来她是清洁公司的，工作就是收拾楼宇垃圾。刚刚从我住的那栋几十层高的楼道里，一层层把垃圾袋取到楼下，扔进垃圾车里。干完活，有点累，就在这里休息一下，顺便等在其他楼里的同事。
我问她是哪里人，她说她来自河南乡下。我问她一月挣多少钱，她说一千元。我问她一千元工资是否包食宿，她说不是，食宿全部自理。我问这点钱够花吗？她笑了笑，说还有老公呢……
我没有接着问她老公挣多少，因为我一下子陷入了沉思。她老公挣多少？她老公做什么？她老公对她好吗？她老公身体健康吗？他们有孩子吗？孩子在哪里读书？孩子们是否像那数以百万的留守儿童一样，也由老家爷爷奶奶在照看着？奥运期间，她的孩子有机会看一场奥运实况吗？我想他们不会，因为他们不可能哪怕是买张最低价门票去体验一下“国家体育场”，也就是“鸟巢”的壮美。国家体育场——这个国家是他们的，这个体育场也是他们的，她的老公，说不定还是一个鸟巢建设者呢！——但要把我眼前这位精疲力竭的民工大嫂和鸟巢里面的激情四射的场面联系起来，让两者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情……
我沉默了。这位大嫂使我想起了自己在美国打工的岁月。我忽然觉得，眼前的她，似乎就是我20年前的精确写照，我就是她，她就是我，我们坐在一条板凳上，我们漂泊在人生同一生命河流里。
1988年，我在美国读书打工，在一家外卖餐馆当收银员cashier，工作就使客人来了说“谢谢光临、能帮你什么、enjoy your food、欢迎再来”，每个月挣钱也就是一千多。虽然是美元，但付了房租、买了食物基本也所剩无几，可以说和这位大嫂的收入处在同一水平上，而且，由于我远离祖国，孤独一人，所以生活质量其实远远不如她……
她深夜回家还有丈夫可以抱抚（或抱怨）、有老公可以厮磨（或折磨）、有孩子可以鞭策（或鞭打）、有儿女可以叮嘱（或叮咬）——但那时的我，每天回家是不尽的孤独、滚滚的压抑、与家人天各一方的思念、对祖国地久天长的沉默。金钱的匮乏、身体的疲惫、精神的枯萎、以及情感的空虚，是我在美国打工期间最大的记忆。
不过，虽然生活也许不如这位民工大嫂，但我在美国打工时期还是有自己的亮点：我是去美国读书的。读书，学习，深造，提升，是我在忍受一切打工折磨的主要动力、唯一目标。 而这位大嫂，她可能并没有我那样的攻读硕士、博士、期盼得到奖学金的梦想。
她的希望在哪里？她的未来是什么？除了把希望寄托于子女，她本人还有什么可期盼的？我能为改善她的生活做点什么呢？但这样的打工者北京有多少、中国有多少、我能帮助几个呢？——至于世界其他国家还有多少水深火热的阶级姐妹需要我拯救，我就暂时不管了！
想到这里我感到头痛，因为我知道除了高贵的同情，我并不能给与这位大嫂什么具体的东西。但我知道我对她的关注是一个好的开始，至少，她遇到了一个把她视为“同是天涯沦打工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小平同志，把她当作自己尊贵的同道，真诚的朋友，生活的感恩，而不是碰上一个对她排斥和歧视的“城里人”，给她已经倍感艰辛的人生，添加一些冷漠与屈辱，饱尝更多冤屈与愤懑，回到家里，只好抱怨和折磨她那无辜然而也同样无力的老公。
我忽然产生一种和她攀谈、甚至与她交朋友的冲动。我向她坐着休息的长椅那里看过去，椅子已经空荡荡没有人影。大嫂在我刚才胡思乱想的时候，已经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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