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样的掌声是不是足以让大家保持清醒，再鼓一次掌。非常高兴暨今天上午的成都第二届国际通讯节开幕式之后，接下来支持今天下午的3G论坛。原先我们的计划，时间会比较长，而且分为两个分论坛进行，后来我们考虑到，也咨询了专家的意见，在3G战略发展方面，技术、市场、消费者、政策这几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绝对不能分成两个分论坛，我们把原定的两个论坛合二为一，有利与专家和政府的人员交换意见。接下来请成都市商务局副局长张金泉致欢迎词，有请。谢谢主持人。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参加通讯节的朋友，首先我代表成都购物节组委会，代表成都市商务局，对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通通讯产业的企业界朋友、新闻界的朋友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今天下午的3G论坛作为2008中国成都第二届国际通讯节重要的一个环节，今天参会的有从深圳、天津、广州、北京等地的各个行业的专家，3G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代表，有各大运营商相关负责人、手机厂家的负责人，还有我们成都太升路手机经销商的负责人，我谢谢各位的出席。我相信各位来到成都之后，大家亲眼目睹成都在5.12之后依然山清水秀。过去是，现在也是，将来更是。这次国际通讯节吸引了通讯业各路人士、精英聚集一堂，为运营商、手机厂家提供了一个全面展示新业务、新技术的舞台，也为参会人士提供信息贸易的平台，也是成都向国内外厂商、各界人士展示成都各级美丽、市场魅力。了解太升路商圈强大的市场辐射能力，吸引更多厂家扎根成都，最后预祝本次高峰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张金泉局长热情洋溢的致辞，接下来我们就不多说闲话了，先请今天下午的八位业界知名的专家到台上就坐，他们是：被称为中国“TD之父”的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高级技术顾问李世鹤教授；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教授级高工李进良教授；国家开发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产业室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专家委员会委员史炜先生；国资委研究中心新产业研究部部长卢奇骏先生；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所通信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庾志成先生；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信息经济主任曾剑秋教授；南开大学电子科学系教授、美国SID学会理事、中国电子学会会员丁守谦先生；著名手机分析师，深圳市3G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谭贻国先生。
我们各位专家已经就坐了，关于3G未来的发展中所纷纭，也有不同的见解，今天我们就来把把脉。在今天开始之前，成都商报已经给我们算过命了，说我们3G讨论得唇枪舌剑，这是对我们今天下午各位专家的期待，其实我主持这样的论坛，心里还是有点点发虚，毕竟专业性很强，今天又是专业界人士聚会的论坛，谈浅了吧，大家觉得不过瘾，谈深了吧，媒体又无法报道，观众也听不是很明白。所以今天要难为各位专家，必须要通俗易懂的比较言简意赅的能够把主要的思想和目前大家讨论的一些问题，能够与我们现场的观众有一个沟通。同时我们接下来还会请现场的一些营运商代表、手机生产商的代表，以及电池的生产商等各方面的人士相关的互动，我会负责这样的一个环节。我们先从技术层面来谈一谈。李世鹤先生被称为是中国的“TD之父”，第一个问题就要问您了。现在世界上通行的4个3G的标准，为什么TD适合于中国，这好像有点老王卖瓜，自卖自夸。那请您来说一说它好在什么地方？
李世鹤：这个问题既不好回答也不难回答。为什么？3G是人类通信21世纪中很主要的部分，人类通信有一个理想，就是要在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可以和任何你想通信的人实现任何一种方式的通信。这个理想是上一个世纪末期提出来的，要求很高，根本做不到。3G只是一个台阶而已。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通信是关系到一个国家民生、经济利益，同时又和国家安全、国防很重要的行业。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通信都是垄断的，没有谁是随便的，都是垄断。这几个标准，从技术上来讲可以说各有千秋，应该没有太大的明显差别。关键在于，你用哪一个技术，那个技术是你的，知识产权是你的，里面核心的秘密是你的，你的国家就能够发展，你的利益就能够得到体现。所以说美国不买欧洲的帐，欧洲不买中国的帐，中国也不买其他的帐，所以它的核心知识产权在中国，核心技术在中国，它会给我们国家带来数以万计的商机，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我们就要失去很多东西，谢谢！
主持人：谢谢，谢谢李教授！我相信您也是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为这样一个技术标准制定和您的同事们经过非常多年的辛苦的付出，这个会不会有的时候，因为自己投入比较多了，所以就觉得自家的孩子好。所以下一个问题问问另外一个李教授，是李进良教授。现在美国在用WiMAX教授，欧洲在用WCDMA的技术，中国在用TD的技术，如果这样，会不会妨碍国际化呢？大家都在说国际化，我们为什么要用自己的技术呢？
李进良：刚才李世鹤教授，因为他是作为TD的最早提出方案的人，他刚才说了一句话，叫做国际上四种标准各有千秋，对于这个话，我并不同意。
主持人：太好了，我就喜欢不同意的观点。
李进良：为什么呢？因为处在他那个地位，我比较中立一点，为什么我认为是中国标准是最好的，不是最差的。我可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全世界本来提了六个方案，最后融合成五种，这五种里面又经过大家一段时间的研发之后，形成了这样三种标准，一种是欧洲的WCDMA，一种是美国的CDMA2000，一种就是我们中国的TD-SCDMA。这个WiMAX是过了九年之后，在去年美国硬把它塞3G里面来，它本来不是3G标准。
主持人：他这么做是不是也想拥有自己的一套标准？
李进良：它本身是号称世界第一，它本身也有它的优势，但是它也有弱点。弱点就是全世界没有它用的频率。比如我们搞房地产，没有土地啊，全世界没有它适合的频率。所以它硬进3G之后，在去年年底，国际无线电大会确定了一个频段，这个频段就和我们中国是矛盾的，所以说WiMAX和中国的TD是一个竞争关系，但是我认为中国的TD是最好的。为什么？一、我们有频部的优势，第二、我们有技术上的优势，我们有先进的技术、第三、最主要的我们有成本的优势，如果把这三种比较，中国的TD将来建网之后，比他们要便宜一半，手机也要便宜，性能是差不多的。便宜的有几个原因，一个是计算的原因，第二是有中国的自主知识产权。
主持人：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您不仅同意李世鹤教授说的这几个标准，TD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比较安全。同时在性能和成本上也有竞争力，它是最好的选择。而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才做这样的选择。谢谢。我想问一下丁守谦教授，3G还没有热，大家就在说4G了，既然大家要朝4G发展，我们干嘛在3G这儿啊，我们更进一步得了。对于这样的想法，您是怎么看的？
丁守谦：为了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先简单说一下什么是G，G就是第几代通信技术的意思。第一代就是大哥大，它是模拟数字系统；第二代是大家手头上的手机，它是数字的，除了语音之外，还可以进行数字信息的传递；第三代手机就是满足这几个要求。比如说照片要发发就不行了。有四个要求，第一是全球通用，第二是多媒体，这个下载规定最低的数据应该是384K，起码得满足这个要求，我们普通2G手机达不到这个，2G不到200K，所以达不到这个要求，第三代是便于过渡，用个通俗话说，不能石头缝里面蹦出个孙悟空似的，得有根有据的，第四是频部定位高，这是很重要的资源。所以3G的要求，加上刚才李进良教授谈的这个问题。那么3.5G又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在3G的基础上又提高，刚才李进良教授又讲了，咱们3G有很大的优点，五大优点，咱们下行的数据多，上行的数据少，这就满足不对称的要求，用一个频率就完了，他们要用两个频段，很宽。这样就不好。于是怎么办呢？WCDMA就赶快研究，怎么样把下行速率提高到14.4M比特每秒，这就是两个MBPS。
主持人：您得翻译一下，听不懂。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收什么样的图像，速度能够达到多快呢？
丁守谦：下行的速率是最主要的。下载MP3，下载个电影，如果下两个小时还下不来，更不能实时看电视了。下行就是点播的速度啊。西欧的系统是用两个频段，一样的。实际上咱们下行的多，上行的少，所以区别这一点就搞了SHDPA，实现了这个速率。我们不是3GTD-SCDMA，是我们自己的系统。我们也不能落后，马上也提上去，我们也能达到这个速度，平均就是2M的水平。所以旗鼓相当了，这是属于3.5G；4G又是什么概念呢？简单的说下载速度越快越好，快到什么程度呢，要达到100个MBPS每秒钟，就是比我们现在的手机快一千倍。所以一个电影马上就下载过来，几秒钟就下来过来。
主持人：听着这个一千倍挺来劲的，我们直接一千倍得了。
丁守谦：这个是一个主观愿望，不能从2G直接跳到4G，这个最到提出来是谁呢？这个人是很了不得的人了。这是被称为数字之父的人，他写的数字化生存风靡全球。2006年的时候在中国一次摩托罗拉高技术会议上，他说我曾经向中国政府建议，中国不要搞什么3G，只有从2G跳到4G多好啊，中国部分教授也附和这个观点。为此三年前搜狐IT和中国科技报举行一个3G超级PK，擂主就是李进良教授，还有我，我们和十七八岁的超女一样，我们两个就走上PK台了，当时全国很多的人都发表评论，包括最初的几位都发表了。最后分成八个类型，李教授和我属于执着型的。
主持人：我以为你把你归成帅哥型的，也挺帅。所以这需要循序渐进，不需要跳跃式的发展。
丁守谦：为什么呢？我讲几个道理。
第一点，一个东西有个发展的过程，从这个速度一下提高两千倍，这怎么一下就提高那么多呢？那太困难了，技术上来说。
第二个，本来号称为4G，结果也蹦出来缺价，变成3G了。还有事物的发展是一步一步的，是有过程的和谐发展。就好像牛顿力学一下就迸到了相对论，不能这么走，这样的道理。
主持人：谢谢丁教授。既然TD这么有优势，为什么国家相关部门没有这方面做明确的表态呢，还让大家在这些猜测到底哪个标准，会不会不同的运营商用不同的标准，我看史主任一直在那儿低头不语，高瞻远瞩的史主任谈谈，为什么国家对3G标准不做一个明确的表态？
史炜：其实国家早就表态了，表态比较明确，这里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其实2G也好、3G也好、4G也好，做一个比喻，这就像一个孩子，14岁是一个儿童，18岁是一个青年了，但是24岁是有成年人的思想。刚才说这个是科学家的想法，2G不能跳到4G，通讯行业最大的标志是融合技术，很难说有些技术到底说是2G还是3G，比如说大家用的无线上网，在日本已经就是3G技术了，我们在中国把它定为2.75G，这在逻辑性上给它归类的，比如WiMAX，实际上很重要一点就是不是针对3G的商业化，是直指未来4G的业务，所以全球也没有给更多的频谱。我们传统的概念，一谈自主创新，一谈爱国，一谈中国的自主知识产权，就一定是中国自己的，其实TD本身就是一个融合的技术，TD几百项专利技术当中，中国可能在主导的核心技术上，李教授比我更清楚，掌握了关键的技术。但是TD当中同样也有高通的技术，也有爱立信的技术，如果把国外的技术撇掉的话，TD也不能简单存在的，包括TD-SCDMA，包括WiMAX。所以TD发展到今天，国家对TD的态度是和国家的战略和开放联合在一起的。不能说TD是最好的，这句话我真的不同意。中国发展到今天，不要贬低别人而把自己放在最后。中国五千年文化就是这样，最后中国让八国联军打得一败涂地。最大的东西就是中国不断的开放，不断的跟新的东西融合，因为在融合当中才能创造新的市场。我们之所以在3G的政策上一直不明确，到现在为止没有发3G牌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运营商，3G是借用更开放、统一的平台，如果你定义为简单的、封闭式的或者纯粹民主主义的东西，你肯定是要失败。反过来，你建立一套开放的东西，你发现3G不但可以本土化，而且还可以推向国际化。韩国到今天改造3GWCDMA融合以后，做得非常好。今天谈TD，我觉得TD要做好，是代表国家的政治核国家的利益。TD最大的利益是什么？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及就是“话语权2G”，我们是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走，到了3G时代，中国因为有了自主主导的技术，我们就有话语权了。我想这个是TD最大的意义。
主持人：但是这个有的时候时不我待，历史的机遇和机遇也是需要把握的，您觉得国家在这个方面的模糊和观望的一种政策的形态，大概要在什么时候必须要结束，必须要有最终的决策？
史炜：今年很明显，中国移动作为TD主运营商，国家的投入，这些年来是前所未有的，在2008年，国家对TD的投入是很少，包括对大唐移动的投入，国家也要算这个帐，我要花五千个亿买一个话语权，还是十个亿买一个话语权，TD的公关费用比研发费用还要高，所以最高决策层对TD整个的战略部署和真是的地位是有想法的，实际上很多东西，我觉得还是需求决定市场，然后市场决定技术，尤其通讯行业，在通信行业未来的发展当中，并不等于最好的技术就是最好的市场，很典型的，比如IPTV，这是很好的。实际上IPTV在国外成功的经验不多，尽管周边国家也在做，在中国我就认为IPTV做不起来。这个市场决定一切，我们很难想象中国的老百姓，18块钱的数字电视钱就不愿意交，他还看IPTV，同样TD能够承载上行下行一千倍的速度，移动业务不论做到多高的速度，致命点是移动的资源是有极限的，相当于固网的资源来说，固网资源的可塑性远远大于移动，现在最关键是移动和固网的融合，这种融合带来的是业务的创新和业务的延伸，只不过现在大家在谈TD的时候，谈充足的时候，谈未来电信发展的时候，还是基于存量的观点去谈这个市场的发展，最后只能是集中，一种是觉得自己TD是最好的，一种是去辩护，这种都带有落后的思想在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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